选补

汉宣帝时，盗贼并起，征张敞拜胶东相。请吏追捕有功效者，得一切比三辅尤异。[1]如淳曰，一切，权时也。赵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又循吏传，左冯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谓尤异也。天子许之。上命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是汉时县令，多取郡吏之尤异者，是以习其事而无不胜之患。今则一以畀之初释褐之书生，其通晓吏事者十不一二，而愞弱无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择其人之材，而以探筹投钩，为选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阘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于自害。于是烦剧之区，遂为官人之陷阱，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汉时之吏，多通经术，故张敞得而举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则吾又不识用之何从也。

于慎行笔麈，言太宰富平孙公丕扬，患中人请托，难于从违，大选外官，立为掣签之法。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翕然称诵。而不知其非体也。古人见除吏条格，却而不视，以为一吏足矣。奈何衡鉴之地，自处于一吏之职，而无秉成，亦已陋已。至于人才长短，各有所宜，资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简，各有所合，道里远近，各有所准，乃一付之于签，是掩镜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从古以来不闻此法。

南人选南，北人选北，此昔年旧例。宋政和六年，诏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三十驿。三十驿者，九百里也。今之选，动涉数千里，风土不谙，语音不晓，而赴任迎家之费，复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铨政之弊，岂必如此，而后为至公邪？夫人主果能开诚布公，则自大臣已下，至于京朝官，无不可信之人。而铨选之处，有不必在京师者。唐贞观元年，京师谷贵，始分人于雒州置选。至开耀元年，以关外道里迢递，河雒之邑，天下之中，始诏东西二曹，两都分简。留放既毕，同赴京师。谓之东选。是东都一掌选也。黔中岭南闽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上元[2]高宗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以上，强明清正官，充南选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3]杜子美有送魏司直充岭南掌选崔郎中判官诗曰，选曹分五岭，使者历三湘。儒学传，仲子陵蜀人，典黔中选补，乘传过家，西人以为荣。大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诏专委南选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岭南闽中各一掌选也。[4]新书，张九龄为桂州都督，兼岭南按察选补使，而九龄又即岭南之人。李岘传曰，代宗即位，征岘为荆州节度，江陵尹，知江淮选补使。又曰，罢相为吏部尚书，知江淮选举，置铨于洪州。刘滋传曰，兴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选事。时京师寇盗之后，天下旱蝗，谷价翔贵，选人不能赴调，乃命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选也。宋神宗诏，川陕福建广南八路之官罢任，迎送劳苦，令转运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选。是亦参用唐人之法。[5]建炎南渡，始诏福建二广阙，并归吏部，唯四川仍旧。今之议者，必曰如此多请拖之门，而启受赇之径。岂唐人尽清廉，而今人皆贪浊邪？夫子之告仲弓曰，举尔所知。今之取士，礼部以糊名取之，是举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签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于知人，而巧于避事。及乎赴任之后，人与地不相宜，则吏治隳。吏治隳，则百姓畔。百姓畔，则干戈兴。于是乎军前除吏，而并其所为尺寸之法，亦不能守矣。岂若廓然大公，使人得举其所知，而明试以功，责其成效于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五品已上，各举一人。[6]玄宗开元九年，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举县令一人。视其政善恶，为举者赏罚。本朝正统元年十—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举廉洁公正明达事体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六科掌科给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举廉慎明敏宽厚爱民堪任知县者一人。吏部更加详察，而擢用之。夫欲救今时之弊，必如此而后贤才可得，政理可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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