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失败之后，我和我的全家去欧洲旅行并且在巴黎停留了几天。使我极为惊讶的，并且使波伦大使更为吃惊的是，戴高乐邀请尼克松夫人和我在爱丽舍宫共进午餐，并且也邀请了波伦。

在我两次竞选失败后，我和任何一位美国政治家都不相信我还有政治前程。因此，戴高乐的邀请似乎是一种出于客气和慷慨的姿态。在他的非正式的午餐祝酒词中，戴高乐说，三年前当他第一次见到我时，他本能地感到在美国的领导方面我会起到一个较为重要的作用。他说，他仍保持这一观点，他看到我将在未来的"最高级职位"中担任角色。

这是一个很客气但也是很真挚的嘉勉。在我担任总统的任期内和在圣·克利门蒂的全部岁月里，那些来访的认识戴高乐的法国官员们，都从来也没有忘记对我说，甚至在美国报刊还没有暗示过的时候，他就预言我会当选总统。

在我在野期间，我每次去巴黎旅行，戴高乐都要会见我，除非他不在巴黎，尽管他通常只会见那些执政的人物。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会见表明戴高乐特别欣赏我，然而，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尊重是相互的，并且是多年来逐渐增长的。他是一个美国政治和全球事务敏锐的观察家，我想他可能审视了美国的政治舞台，但是没有看到多少领导人对世界政治有很多的理解。他也可能认为时代需要了解世界政治的领导人，所以我可能找到机会重新掌权。因此，我们的会见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与他最重要的盟国的一位未来可能当领袖的人培植友谊，并使这位领袖理解他的观点。

而且，我认为他把感情转移于我是因为他把我看作是另一个懂得"在野"是什么滋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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