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不过，金瓶梅究竟怎样“自然主义”法，恐怕迷糊如我者居多。我是很反感这种把西方文学术语的帽子，强行套在中国古典作品脑袋上的荒谬做法。比如说《诗经》是“现实主义”的，而《离骚》是“浪漫主义”的；杜甫是“现实主义”的，而李白是“浪漫主义”的；《红楼梦》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高峰”。这种生硬归类，偏偏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所钟爱。

按照“自然主义”经典的定义，即：要求文学单纯记录直接印象，要求作家象自然科学家一样冷静、客观，不带感情色彩，不对所写的事与人进行社会与道德的评价。任何一个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自然主义的理论是很难完全贯彻到创作实践中间去的。作为创作主体的人，其主观色彩不欲渗透到作品之中，根本是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

何况，中国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使它具有这样的特点：一，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往往承担着“教化”的责任，哪怕作品的产生的实际效果恰与之相反。儒家的忠孝节义，佛家的因果报应，深深渗透到古典小说之中。第二，小说在中国，本是九流之末，巷流传的东西，就连作者对自己作品的定位也是如此。即使是命意最严肃的小说，也始终带有娱乐性质，游戏色彩。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也不例外。单这两点，就决定了，古典小说中几乎不可能产生“自然主义”的作品。

《金瓶梅》之“自然主义”，坦白地说，不过是对它令人很难接受的赤裸裸的性描写的讳称。中国人的性观念，是“说着丑，做着妙”（吕仙诗），金瓶梅非但长篇累牍的说了，而且坦率得惊人，评论者只好含含糊糊的讲，它的缺陷在于“自然主义”。然而即单以性描写而论，它也绝非“自然主义”的。它所描绘的生活，必然有现实所本。但是读者都知道，它的性描写，带有相当程度典型的男性性幻想成分。比如西门庆的性能力，谁也不会以为是“自然主义”的。作者对它的美化，甚至是一种阳具崇拜的遗痕。有人指出，二十七回出现的“赤帝当权耀太虚”具有一种象征色彩，金瓶梅正以男性力量极盛后的消亡来做结构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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