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1990年的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副页》刊出何开荫改革设想一文时，就引起了河北省省长岳歧锋的注意。

河北省也是农业大省，产粮大省，同样也长期受到农业税费征收工作中诸多问题的困扰，因此，岳歧锋认真读罢何开荫的文章，立刻提笔作了批示；他不但自己对何开荫提出的改革设想发生了兴趣，还要把党委和政府两边的政研人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结合河北省的情况，立即进行探讨与论证。

当天，河北省委办公厅就作出决定，请省委政研室牵头办理。省政研室主任、后调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肖万钧，当即调兵遣将。于是，河北省委政研室农村处的杨文良，这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六八届的毕业生，将注定成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上又一位重要的人物，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接到这项任务，他就一头扎进了“公粮制”的研究中，并在三个月之后拿出了研究成果：《对实行公粮制的探讨》。初稿完成之后，他给远在安徽的何开荫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满含敬慕之情地写道：

“我高兴地拜读了您的大作，受益甚大。我认为您提出的这些建议基本上切实可行，如被采纳，必将提高农民保护耕地和种粮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家庭承包制，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当然更有利于农村政治上的安定。

“安徽在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实行家庭承包制上是立了首功的，全国农民感谢陈庭元(原凤阳县委书记)；您作为稳定、完善家庭承包制的建议——耕地国有、农民永佃、实行什一税的首倡者，必然也会受到全国农民的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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