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战主和

1894年即阴历甲午年，在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带有灾难性的年头。日本利用朝鲜问题，把缺乏警觉的李鸿章拖进预设的战争陷阱。

甲午战争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日本大体上确立了以军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并完成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计划；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政潮迭起，局势不稳。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和满足地主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需要，伊藤博文内阁走上了发动侵华战争的道路。

正当日本加紧准备侵华战争的时候，清朝统治层却正在忙于内部权力之争。1889年光绪年届19，并已完婚，按照清朝惯例业经成人，慈禧觉得不便继续“训政”，只得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亲政”。所谓“亲政”和“训政”的不同处，只是光绪先看奏折，然后再请慈禧懿旨。由于慈禧肆意干涉用人行政大权，与光绪接近的朝臣未免愤愤不平，光绪也不甘心于傀儡地位，于是在光绪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并无正式组织形式的小集团，与集合在慈禧周围的庞大官僚集团隐然相对。时人称前者为“帝党”，后者为“后党”。

帝党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咸丰状元）。翁氏先后为同治、光绪师傅，历任刑、工、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是一个“尊王攘夷”论者。帝党的主要成员是光绪的近臣和翁同龢的故旧门生，如珍妃、瑾妃的胞兄礼部侍郎志锐、珍妃的师傅侍讲学士文廷式，以及经筵讲席官李文田、侍读学士陆宝忠；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鸣銮，门生张謇，还有被称为“后清流”的编修黄绍箕、丁立钧、国子监祭酒盛显、刑部主事沈曾植等。帝党除翁同龢在政府中有相当权势外，其余无拳无勇，多是词馆清显，台谏要角，议论风生，没有实权。帝后两党都是封建统治集团，双方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最高统治权。当然，帝后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也有革新与守旧、抗争与妥协的差异。后党以利禄笼络李鸿章，企图借助淮系集团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巩固既得权势。李鸿章虽然赞许帝党革新内政的主张，但是既不满于帝党在“抵御外侮”中“一意主战”的态度，又鉴于后党掌握着清廷实权、主宰着自己宦海浮沉的现实，因而倾向后党。帝党因无军队作支柱，积极笼络湘系集团，而刘坤一等湘系首领基于同淮系集团争夺权势的需要，在政治上接近帝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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