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俄仇友赤白问题的讨论是由徐志摩的朋友张奚若发难的。

1925年10月6日，刚上任不到几天的徐志摩就在《晨报》社会栏中发表了陈启修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该文针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苏联同样是帝国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不主张将苏联成为帝国主义，不主张把苏联定为敌人，并赞扬苏维埃政权，认为苏联是中国人的朋友。

被人成为“大炮”的清华政治系教授张奚若马上写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进行反驳。他的文章10月8日发表在《晨报副刊》的头条位置上。他认为，苏俄对中国的态度是：“假共产为名，为自己私利，在我们情形迥不相同的国家，利用判断力薄弱的青年，智识寡浅的学者，和惟个人私利是图的政客，大捣其乱的人们，更是我们的敌人。陈先生说苏联虽不是帝国主义式的敌人，其为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我们防备他比防备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更应该严密一点。”

于是，双方引起了一场政治问题的大争论。

一周后，徐志摩在“文艺栏”特设了“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两个专栏，集中发表不同意见的稿件。同时，徐志摩又在“社会栏”中特设了“对俄问题讨论专号”，从而引发了一场热闹的政治大论战。

这场争论持续近两个月，《晨报副刊》共发表各类文章近30篇，其中张奚若的文章最多，另外有刘勉己、徐志摩、梁启超、张慰慈等。

作为讨论组织者和主持人的徐志摩在10月22日的《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前言》中，他第一要声明的是《晨报副刊》（每周一、三、四、六是徐志摩主编的，此外不关他自己的事）决不是任何党派的宣传机关；《晨报副刊》撰稿选稿是徐志摩个人完全除外的特权与责任。《晨报》主人有一天干涉他的时候，可能就是他辞职的时候，因为他不能忍受不完全的信任。《晨报》本身的主张徐志摩绝对不过问，他也管不着，也不想管。他知道的只是凭他自定的标准与能力编辑这每周四张的副刊。办好是徐志摩的功劳，办坏是徐志摩的罪责，没有第二个人分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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