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首先谈起徐志摩出现时当时的文坛状况。1921年左右的文坛，北方归鲁迅、周作人统治，南方则“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对峙。北方唯一的诗人是冰心，南方则郭沫若了。1922年、1923年间忽然从英国回来了一批留学生，其中有几个后来以文学显名，徐志摩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在《晨报副刊》、《学灯》、《小说月报》，发表他的《再会吧康桥》、《哀曼殊斐尔》等诗时，他那种华丽的词藻、奢侈的想象、雄奇的气势、曼妙的情调，立即引起大家惊异的目光。梁启超等人对他特别赏识，大加鼓励；视白话文学如洪水猛兽的章士钊，居然称他为“慧业文人”；死守传统的学衡派巨子吴宓对他也有好感。徐志摩刚露头角便征服了文坛。因此，苏雪林说，徐志摩在文学界成名之迅速，不亚胡适之于学术界。

苏雪林的文章把徐志摩的创作分形式、精神两方面来证明“徐志摩曾一手奠定了新诗坛的基幢”这句话并不过分。

关于徐志摩诗的形式，苏雪林认为有下列五点：

第一，体制的讲求。从胡适一直到郭沫若新诗都没有一定的格式。郭沫若虽然以西洋格式为创作的模范，但他第一次用西方诗式创作时，带有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自由豪放风格，但并不成功。虽然，郭沫若主要创作白话诗、自由诗，但他对于新诗体制没有多大的贡献。徐志摩知道诗没有声律便失去了诗的原素，所以他的创作时很注重韵律。于赓虞回忆时说《诗刊》发行前，他们共聚在闻一多寓所讨论，共同的意见是在使诗的内容及形式，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诗刊》发行后，每周都要在徐志摩家开一次读诗会。会中讨论最多的是诗的形式及音韵。而到《新月》诗刊发行后，诗的格律愈加严谨，因此胡适写下了《新诗已上了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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