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修改日文教科书，企图掩饰洗刷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此举引起亚洲各国政府强烈抗议，尤其是全世界的中国人更感愤慨，因为中日战争，中国人民伤亡最惨重，死亡于战乱者达一千五百万，国家元气消耗殆尽，战后劫难旋踵而至。日本政府估计错误，以为三十多年，日军暴行造成的创伤在亚洲人民记忆中已经消退。近年来许多迹象显示，日本人对“大东亚共荣”的美梦并未忘情：国内放映“大日本帝国”影片，尤有甚者，竟修建“满洲国纪念碑”；日本名导演大岛渚最近的一部影片《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国内译为《俘虏》)中，主角日本军官自称曾到满洲“平乱”——意指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的心态毕露无遗，难怪亚洲人民对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的意图无限疑虑了。日本右派分子从未停止鼓吹日本重整军备，并且公开尊奉纪念“战死的英雄”，把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牌位送进“靖国神社”。相形之下，德国人对纳粹暴行所持态度，迥然不同。前西德总理史密特，曾在犹太人被害者墓前下跪，代表全体德意志民族向犹太人忏悔致歉。也许我们可以结论，毕竟条顿民族比大和民族有良心良知，勇于认错——日本人篡改历史到底是一种怯懦的行为。但事实上德国人即使想篡史也不可能，因为这几十年来犹太人一直锲而不舍，把纳粹罪行的证据，点点滴滴，全部收集存档，有关这场浩劫的书籍、电影、戏剧，林林总总，可谓汗牛充栋，铁证如山，而且不断向全世界公布。犹太人不容许他们的后代子孙忘却这场灭种的悲剧，更不容许德国人翻案篡史。直到今天他们还在追缉纳粹战犯，每年集中营幸存者都会约同从全世界回到以色列追思被纳粹残害的亲友。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最大的受害者，我们的努力比起犹太人真是相差太远。虽然国内已经出版不少有关抗战的史料，但尚未能影响国际，尤其未能影响日本人民，使他们了解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政府所造成的滔天大祸。事实上战后“远东军事法庭”有关日军暴行之证据文件共有七百册，现存日本法务省。当然日本政府不会把这些文件公开，让日本人民知道他们政府的野蛮行为。倒是一九七二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了该社记者本多胜一所著《中国之行》一书，在日本曾引起相当大的震撼。本多胜一一九七一年到中国大陆访问了中日战争期间日军在东北及南京上海几次大屠杀的幸存者，并揭发了日军在东北惨无人道的暴行。沈阳“满洲医科大学”的日本医生把中国人用做细菌试验，注射斑疹伤寒菌到人体内，人还活着便予以解剖，研究体内情况。本多在书中列出当时的实验报告并附详细表格。读到日本医生所写的这些完全客观丝毫不带人类感情的科学报告，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本多并参观了三个东北“万人坑”，这些“万人坑”为埋葬中国矿工所设，不少矿工因生病体弱无法劳动，便被活活扔入坑中任其瘐毙，迄今照片上仍可看到坑中累累白骨。至于“南京大屠杀”那些惨闻，就更加惊心动魄了。几周内，三十余万南京市军民惨遭屠杀。这本书一出，日本知识界颇为震惊，但也有些反应声称：“当时并不知情。”果真如此，日本政府的愚民政策十分成功，难怪文部省要大胆篡史了。希特勒残杀犹太人，然而今日六百万犹太冤魂声讨正义的呼声在世界上何等响亮，而一千五百万中国亡魂又是何等的沉默。我们当然不能靠外国人来替我们申冤，外国人的报导倒是曲解事实的居多。美国学界一直流传着一个荒谬的说法：国民党没有抗日。前时报杂志名记者怀特(TheodoreWhite)报导抗战，把国军说得一文不值。他那本《来自中国的雷声》对国民政府的国家形象损害颇大。他报导当时的状况：士兵营养不良，征兵制度不合理，少数官员腐败颟顸。在抗战后期或有其真实性，但抗战前期中国军民英勇抗敌的事迹呢?民国二十七年“台儿庄之役”国军以少击众，一举歼灭敌军劲旅矶谷、坂垣师团二万精兵，成为抗战第一大捷。二十八年“昆仑关之役”消灭中村正雄旅团，使敌军五年不敢再犯桂南。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亦是同样激烈，战果辉煌。这些著名战役都应写成专书，推往国际。事实上在西方，许多有关二次大战的书籍也是近几年才刚问世。美国公共电视台最近推出一系列二次大战纪录片，颇有教育价值。如果我国即将成立的公共电视台也能仿照美国，将中国战史制成纪录片，相信对台湾的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教育意义重大。记得我在台湾中学念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中日战史一笔带过，这场民族灾祸交代得何等草率，纪录片正可补教科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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