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担心美国的生活会宠坏林徽因，其实不然。三年的异域生活，经历过种种人事纠纷，林徽因已不再是北京四合院里那个爱做美梦，染一丝虚荣的娇小姐了。她由人生的理想主义阶段跨入了现实主义阶段，胡适当面称赞她“老成了好些”。

林徽因开始走向成熟还有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两年梁、林双方家庭恰逢多事之秋。思成母亲病故；林徽因父亲不测，梁启超被误切掉一只肾脏，亦预示着距生命的尽头不远。

两个年轻人出国前夕，思成的母亲李惠仙已经乳癌复发。为了孩子的前程，坚强的母亲忍痛放行。梁思成到美国仅一个多月，母亲病情急速恶化，梁启超发电报急召思成回国，然而未待思成准备就绪起程，他的母亲已经气息奄奄，等不得游子归来了。思成无奈放弃床前尽孝的远行，悲痛不已。李惠仙乃梁家门里的内当家，与梁启超又感情甚笃，她的弃世好比梁氏大厦折了一根梁柱。思成的伤感不能不波及林徽因。

对林徽因致命的打击则是一九二五年冬林长民的噩耗，林长民一直扮演着女儿精神导师的角色。林长民正值盛年，与各界具有广泛关系，尽管事业受挫，毕竟还具有声望。他是女儿前行的坚实后盾，现在后盾没有了。林家的物质损失也非同小可，林长民的收入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他死后，两位太太，一大帮未成年的儿女，生计全成了问题。林长民在世品格廉洁，死后只留下三百余元现钱。梁启超写信给朋友说：“彼身后不名一文，孀稚满堂，饘粥且无以给，非借赈金稍微接济，势且立濒冻馁。”（致张国淦信）为此梁启超四处设法筹集赈款，筹建“抚养遗族评议会”，然而集资有限，评议会也不了了之。起先林徽因得到的是父亲尚幸存人世的误传，她心存一线希望。后来她得知父亲确死无疑，遗骸被焚烧，而且无从运回。父亲的死是她人生中遭受的第一次巨大打击。为此林徽因难以专心在美国的学业，她渴望立即回国，但遭到母亲和梁启超的劝阻。她又考虑在美国打工一年，自己解决留美经费，结果仍然未能得到梁启超的同意。林徽因具有独立的性格，如此受到梁家恩惠，她不能不感到寄人篱下的懊丧。此前她从未产生过忧患和屈辱的意识，现在真切地感受到了立足社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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