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地狱中出来，——在一年中他触到了情欲、虚荣与人类痛苦的底蕴——一八五五年十一月，托尔斯泰周旋于圣彼得堡的文人中间，他对于他们感着一种憎恶与轻蔑。他们的一切于他都显得是卑劣的、谎骗的。从远处看，这些人似乎是在艺术的光威中的人物——即如屠格涅夫，他所佩服而最近把他的《伐木》题赠给他的，——近看却使他悲苦地失望了。一八五六年时代的一幅肖像，正是他处于这个团体中时的留影：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在别人那种一任自然的态度旁边，他的禁欲的、严峻的神情，骨骼嶙露的头，深凹的面颊，僵直地交叉着的手臂，显得非常触目。穿着军服，立在这些文学家后面，正如苏亚雷斯所写说：“他不似参与这集团，更像是看守这些人物。竟可说他准备着把他们押送到监狱中去的样子。”苏亚雷斯著：《托尔斯泰》。（一八九九年出版）可是大家都恭维这初来的年轻的同道；他是拥有双重的光荣：作家兼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屠格涅夫，在读着塞瓦斯托波尔的各幕时哭着喊Ｈｏｕｒｒａ的，此时亲密地向他伸着手，但两人不能谅解。他们固然具有同样清晰的目光，他们在视觉中却灌注入两个敌对的灵魂色彩：一个是幽默的，颤动的，多情的，幻灭的，迷恋美的；另一个是强项的，骄傲的，为着道德思想而苦闷的，孕育着一个尚在隐蔽之中的神道的。

托尔斯泰所尤其不能原谅这些文学家的，是他们自信为一种优秀阶级，自命为人类的首领。在对于他们的反感中，他仿佛如一个贵族、一个军官对于放浪的中产阶级与文人那般骄傲。在某次谈话中，屠格涅夫埋怨“托尔斯泰对于贵族出身的无聊的骄傲与自大”。还有一项亦是他的天性的特征，——他自己亦承认，——便是“本能地反对大家所承认的一切判断”。“我的一种性格，不论是好是坏，但为我永远具有的，是我不由自主地老是反对外界的带有传染性的影响：我对于一般的潮流感着厌恶。”（致比鲁科夫书）对于人群表示猜疑，对于人类理性含藏着幽密的轻蔑，这种性情使他到处发觉自己与他人的欺罔及谎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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