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面貌有了确定了的特点，由于这特点，他的面貌永远铭刻于人类记忆中：宽广的额上划着双重的皱痕，浓厚的雪白的眉毛，美丽的长须，令人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像。苍老的脸容变得温和了；它留着疾病，忧苦，与无边的慈爱的痕迹。从他二十岁时的粗暴犷野，塞瓦斯托波尔从军时的呆板严肃起，他有了多少的变化！但清明的眼神仍保有它锐利逼人的光芒，表示无限的坦白，自己什么也不掩藏，什么也不能对他有何隐蔽。

在他逝世前九年，在致神圣宗教会议的答复（一九○一年四月十七日）中，托尔斯泰说过：“我的信心使我生活在和平与欢乐之中，使我能在和平与欢乐之中走向生命的终局。”

述到他这两句时，我不禁想起古代的谚语：“我们在一个人未死之前决不能称他为幸福的人。”

那时候，他所引以自豪的和平与欢乐，对他是否能永远忠实？

一九○五年“大革命”的希望消散了。在已经拨开云雾的黑暗中，期待着的光明没有来到。革命的兴奋过去之后，接着是精力的耗竭。从前种种苛政暴行丝毫没有改变，只有人民陷于更悲惨的水深火热中。一九○六年时，托尔斯泰对于俄国斯拉夫民族所负的历史的使命已经起了怀疑；他的坚强的信心远远地在搜寻别的足以负起这使命的民族。他想起“伟大的睿智的中国人”。他相信“西方的民族所无可挽救地丧失的自由，将由东方民族去重行觅得”。他相信，中国领导着亚洲，将从“道”的修养上完成人类的转变大业。一九○六年十月致一个中国人书。

但这是消失得很快的希望：老子与孔子的中国如日本一样，否定了它过去的智慧，为的要模仿欧洲。在他一九○六年的信中，托尔斯泰已经表示这种恐惧。被凌虐的杜霍博尔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在那里，他们立刻占有了土地，使托尔斯泰大为不满。“既然要容忍私有产业制度，那么，以前的拒绝军役与警役是无谓的举动了，因为私有产业制全赖军警制予以维持的，尽了军役警役而沾着私有产业制之惠的人，比较拒绝军役警役而享受私有产业制的人还较胜一筹。”（一八九九年致旅居加拿大的杜霍博尔人书）格鲁吉亚人，刚才脱离了国家的羁绊，便开始袭击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而俄国的军队，被召唤着去把一切都镇压平了。即是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国家即是圣经，是人的理想中最美的国家，”——亦不能不沾染着这虚伪的国家主义，“为现代欧罗巴主义的皮毛之皮毛，为它的畸形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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