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折腾时代！”《读书》杂志创办元老之一庄子仲常想到这个词。他深庆自己能活到今天，活过了折腾岁月，见证了这个幸福新时代，后折腾的中国盛世。他经常对自己说：人最重要活得长，《读书》杂志的其他元老都不在了，自己硕果仅存，一切荣耀将归自己。春节的时候，负责文化宣传的政治局委员到家看他来了，还带了央视的记者，虽然还比不上以前季羡老那样得到总理的看望，却已经成为文化出版界的头等大事。庄子仲又不是大国学家或桂冠小说家，几年前如果有人听到国家领导人去家里看望一个杂志元老的消息，一定会说：开什么玩笑，不可能。由此，更可以看得出这一届领导对知识思想界的重视，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没有过的。那天开始，庄子仲谦虚的对所有人说这荣耀是归《读书》杂志的，说明杂志几代人三十多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庄子仲想起党一度对杂志有着误解，责难杂志的办刊取向，后来虽然跟党相安无事，但总得不到党的真正信任。这两年间一切改观了。首先是历任主编、编辑奇迹般的大和解，继而是本来不同立场的作者在治国理念上取得共识，尤其是新任联合主编们两年前策划了新盛世主义大讨论之后，《读书》恢复了一度失落的知识文化界标竿杂志的地位，并得到上面的高度重视。

庄子仲想着新盛世主义的十项国策献言，即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等。这些主张，现有看起来都像是平平无奇、自然不过的常识，怎么当时的《读书》要争论那么久才得到结论？对庄子仲来说，不管怎样，《读书》受党肯定，也等于终于确定了他是爱党爱国的。庄子仲觉得这是他晚年最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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