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经历过理想狂飙的年代，受过理想主义的洗礼，就算后来理想变成噩梦而幻灭，整整几代许多人失去理想，却没有唾弃理想主义。

方草地与韦希红就是成长在这样的年代。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不管时代、环境怎么变，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强烈的理想主义人格特质。一个理想幻灭了，就算没有立即捡起另外一个现成的理想来替代，他们也会继续寻找、追求。他们不是现实主义者、不是机会主义者、不是事业主义者、不是享乐主义者、不是妥协主义者、不是虚无主义者、不是避世主义者。他们是难以言喻的中国式理想主义者。

所以，就算在共和国成立了六十多年以后，中国肯定还是理想主义者的大国——中国人口基数大，理想主义者比例上小，实际数字放在别国仍属惊人。

想想那些正在坐牢的、受监控的维权律师、异见人士、民主宪章发起人、公民组织负责人、自组政党者、公共知识份子、对不法行为吹哨示警者，以及地下教会传教士，大概都是2.0版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完全没有理想主义者，何况现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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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草地与韦希红两人一见如故、相逢恨晚是可以预料的。他们有太多共同的语言和体验。更关键的是，他们经过了两年像疯子一样的独自寻觅，终于证明吾道不孤。

当老陈介绍他们认识的时候，他们一眼就看出对方是同类人。他们很自觉的分析，为什么当周围其他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一种轻微的嗨的时候，他们却一直是寂寞地清醒。方草地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2009年中曾发出警告，说顺尔宁、安可来和齐留通等哮喘药物，可引起忧郁、焦虑、失眠甚至自杀倾向。说不定很多中国人用的哮喘药也有同样的副作用。因为药物缘故，哮喘药服用者比常人更难嗨起来，也因此更清醒。小希说这就奇怪了，因为抗忧药的效果应该是相反的，药物刺激大脑分泌更多羟色复合胺和去甲肾上线素，让人兴奋起来，所以像她这样的服药者不应该完全体会不到别人的嗨。她说看到报导说那些可以改变情绪的抗忧药，在美国已超过降血压药成为使用量最大的处方药，加上非处方药，抗忧药现在是美国最多人在服用的药物。很多美国人其实并没有真的忧郁症，只是情绪不好、精神不振、做事不起劲，就找抗忧药来吃。由此，小希猜想会不会中国也有很多人在随意服用抗忧药，所以整天嗨嗨的。方草地指正说，抗忧药在中国再普遍也不可能人人都用，而今天需要解释的现象是为什么几乎全民皆嗨，而清醒的人这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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