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和她没干系,
原不过像两片落叶,
今天偶尔吹在一起,
谁保得明朝不要分离;
犯着去打听人家的细底?
但你说奇不,她到东或西,
像太阳的昏暗月亮的缺,
总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关切,更留意。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储安平诗 《自语》
1931年元旦作于北平西郊
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章伯钧)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
父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到《光明日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党天下”这句经典右派话语,是储安平自己说的,但祸根不在于自身。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1949年的春季,新政协召开在即。民盟总部(即民盟中央的前身)的人特别忙碌,也特别积极,几乎天天在父亲下榻的北京饭店113室开会。
4月9日下午3时,在这里举行民盟总部第6次会议。出席者有沈钧儒、黄炎培、潘光旦、张东荪、曾昭抡、楚图南、千家驹、周鲸文、吴晗等,共29人。会议主席是父亲,会议内容之一是沈钧儒提议:中共指定《中国时报》交由民盟接管,究竟本盟应否接管,请予公决。经讨论,形成并通过了民盟决定筹办报纸、成立盟报筹备委员会等三项决议。要知道,民盟素有办报办刊的志向和传统。早在1941年3月,民盟在重庆成立的时候,它的机关报《光明报》于9月即在香港出版,是由民盟委托梁漱溟一手操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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