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世界杯期间，尽管我已转会尤文图斯，但我公开声明我是以佛罗伦萨球员的身份为国家队效力。这对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是佛罗伦萨让我起飞。但尤文图斯球迷非常不满，在7月30日球队开始夏训的首日，他们散发传单，传单上写道：“你的举止以及声明，深深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

在与媒体以及球迷的见面会上，我没有将尤文图斯的围巾围在脖子上，而是将它放在身旁的椅子上。我并不是故意这样做，当时很拥挤，而且匆匆忙忙。但媒体对此大做文章。

在都灵的几年中，我从未完全适应新环境，经常思念佛罗伦萨。转会事件使我变得忧郁沉闷。我将自己封闭起来，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几乎从不在都灵过夜，只要可能，我就逃到家乡卡尔多尼奥，陪伴怀孕的妻子。

在女儿出生后，我更是训练一结束就立即回家。我经常在下午5点就穿上睡衣和女儿玩耍。没有任何东西比家庭更加重要，我总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我没有与尤文图斯融为一体，自己有很大的责任。

我和新教练曼弗雷迪尼关系很好，他以我为中心组建了球队，开始情况不错，有希望争夺联赛冠军，最后却连欧洲三大杯的资格也失去了。我们是一支特别的球队，发挥得好，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四五个球，有些比赛却反常，例如对热那亚那场比赛中，我们进攻了85分钟，却在最后输了球。

球队的发挥起伏不定，我想是有人反对新教练，但我不愿说出他们的名字。曼弗雷迪尼是个好人，也是个好教练，他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在尤文图斯第一个赛季，我在32场比赛中进了14球。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1991年4月6日我在佛罗伦萨弗兰基球场所谓“拒罚点球”的那个插曲。我要说的是，到尤文图斯后第一个赛季对佛罗伦萨的两场比赛，我的运气都不好。主场是在1990年12月2日，那天正好我女儿出生，我根本不想踢这场比赛，我只想立即和妻子在一起。我带着高烧参加了比赛，比赛结束后匆忙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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