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 ※ ※
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时,1967年8月12日,从上海传来毛泽东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于一片惊惶之中:
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写了“大毒草”三个字!
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
“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称,谓之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也。
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上,圈去了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批示:“不用”!
透过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因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那种年月被吹成“一句顶一万句”,而他批评《红旗》的“八·一”社论是“大毒草”,犹如一颗原子弹落在《红旗》杂志编辑部!
说实在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便曾亲笔加上了这样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照毛泽东此言,则不是“揪军内一小撮”,而是“揪军内一批”了!
在“七·二○事件”刚发生时,被匆匆护送到上海的毛泽东,也曾十分恼怒,说了一些过分的话。
不过,毛泽东很快就冷静下来,说“七·二○事件”不是“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变”,他也不是“住到贼窝里去了”。毛泽东说,“七·二○事件”
“不过是要以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这时,毛泽东的话,就比较客观、准确了。因为当时中央定下的方针,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百万雄师”抓去王力,也就是要中央改变对于“百万雄师”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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