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家”的最高任务，无非是要使最高领袖满意。“理论家”最擅长的，是揣测毛泽东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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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了“王、关、林”，丢了写社论的三支笔。戚本禹虽说也是一支笔，不过，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对这位“戚大帅”的不满情绪。在王力、关锋倒台之后，戚本禹的倒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一般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社论，无须“理论家”亲自出马。眼看着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要到来了，而1967年的11月7日非同一般，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整整5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嘱咐要写一篇社论。这一回，“理论家”责无旁贷，与姚文元合作，共同写作这一篇“大文章”。

各式各样的纪念文章，说穿了，无非是“借题发挥”罢了。借苏联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这个“大题目”，陈伯达和姚文元要“发挥”什么呢？

“理论家”的最高任务，无非是要使最高领袖满意。

“理论家”最擅长的，是揣测毛泽东的意图。

王力在倒台前曾向陈伯达透露过毛泽东的重要意图：1967年2月，毛泽东曾交给王力一个任务，即“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对王力说：“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理，归纳归纳，看有些什么理论根据？”

毛泽东以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另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理论，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王力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20周年之际，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一文。此文送陈伯达审阅时，陈伯达知道王力文章的“来头”，一字不改，便以《红旗》杂志社论的名义，醒目地发表在1967年第10期《红旗》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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