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以后无论是在《第一财经周刊》，还是在其他媒体，我都不再写了。我曾在这里写过，“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这正是我在这些专栏中的因寄所托。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我还感到自己的一点点才能并不在这里。早年我读过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古文经典，却委实乏味，后来我又读了《东坡志林》，晚年成熟期的作品，依旧是对国家社稷发言，充满了幼稚的错误。我不免惋惜，一个杰出的头脑做了一件多么没有意义的事。相比之下，《前赤壁赋》却是何其优美洒脱的杰作。我觉得，这是前车之鉴，写文章还是该写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

年轻时我想写小说，这算不得梦想，因为写小说你只需要坐下来开始写就可以了。我的梦想是写很好的小说。如此一来我的人生就变得甚为艰难，我不得不写几行字就放下笔，自我谴责说，这跟约瑟夫.凯勒相比什么都不是！最初只为了养活自己，也避免被亲戚朋友看作百无一用，我开始做记者，慢慢地，我的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他人的天性受到激发，竟然成了一个蛮职业的媒体人。这些专栏的议题大多关乎社会生活，也该算作我的记者生涯的衍生之物。

就连“重申常识”的企图也来自我的媒体经验。大约是2004年，《南方周末》开了一个小栏目，就叫“常识”。在内部，大家说，开这个栏目干嘛呀？邓科就解释了一下这个词与托马斯·潘恩的关系。就我个人目力所及，这正是如今很多国内媒体对“常识”两个字奉为圭臬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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