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一个春夜，我和史保嘉来到永定门火车站，同行的有原清华附中的宋海泉。此行目的地是白洋淀邸庄，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赵京兴和陶洛诵。赵京兴是我在北京四中的同学，低我一级；陶洛诵是史保嘉师大女附中的同学。1969年，赵京兴因写哲学书稿被打成“反革命”，与女友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半年前先后获释。

为筹措路费，我把手表送委托行卖了——好像我们去时间以外旅行。等车时，在一家小饭馆吃消夜，有道菜很有诗意，叫“桂花里脊”。保嘉和宋海泉聊天，我伏桌昏睡。汽笛声声。

我们搭乘的是零点开出的慢车，吱嘎摇晃，几乎每个小站都停。凌晨到保定，乘长途车抵安新县城，与宋海泉分手，再搭渔船，中午到邸庄。那是个百十来户的小村，四面环水，村北头一排砖房是知青宿舍，他们住尽头两间，门前有块自留地，种瓜种豆。

陶洛诵尖叫着，和保嘉又搂又抱。赵京兴矜持笑着，眼睛眯缝，在黑框眼镜后闪光。从老乡那儿买来猪肉鸡蛋，一起生火做饭，香飘四溢。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举杯。百感交集——重逢的喜悦，劫后的庆幸，青春的迷惘，以及对晦暗时局的担忧。短波收音机播放外国古典音乐，飘忽不定，夹杂着怪怪的中文福音布道。在中国北方的水域，四个年轻人，一盏孤灯，从国家到监狱，从哲学到诗歌，一直聊到破晓时分。

白洋淀的广阔空间，似乎就是为展示时间的流动——四季更迭，铺陈特有的颜色。不少北京知青到这儿落户，寻找自由与安宁。其实白洋淀非避乱世之地。1968年年底，我和同学来搞教育调查，正赶上武斗，被围在县城招待所多日，枪林弹雨。在造反派威逼下，我们硬着头皮参加武斗死难者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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