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芝加哥大学之约到他们那里去写我那本Earthbound China。到了这大学之后，一位书记小姐把我带到社会科学大楼五层楼的502号，很客气地说：“若你觉得还可以将就的话，这就是你的书房。”我在门上一看，一小方的铜格里写着Robert Park字样。这位机警的书记立刻补充了一句：“我还没有把你的大名写上去，要等你来决定。”

“不要换，我喜欢这名字。”我说了句她不容易了解的话。

原来派克先生是我的老师。他曾在我在大学里念书时到过燕京来。我那时虽则还是个莫名其妙的学生，在他班上，除了怨恨这老头偏偏喜欢在清早7点钟上课，既不缺课，又不迟到，弄得我早点都吃不成外，我对他可以说是十分崇拜的。就在他的课上，我决定了此后十多年的运命，苦的甜的都不能不归功或归罪于这老头。他是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始祖，他主张社会学的主题是在了解人。我喜欢他的理由也许是在他不要我多读社会学大纲而多读一些小说，小说不够，得自己去实地体验各色各样的生活。我总是记着他的这些话，奉行了10年。这次到美国去就想再去听听他的课。可是各地的奔波，一直到半年后才到芝加哥。这位老先生受不住芝加哥的寒冷，已经到南方去了。我就安置在他的办公室里。

在我，这件有意或无意的安排是深有意义的。我在派克老师班上是一个未受青眼的小学生。这自是一件憾事。经了这十多年，虽则依旧没有什么成就，可是总是还希望老师能说我一句好话。私心窃喜，在他常坐的椅子上，一定会得到一点他余下的灵感，希望写出一本能自偿以前辜负他起早起、谆谆教导我们的苦心。这里似乎有一种历史的因缘。目前的情境因过去的纪念而发生了超出于现有一切之上的意义。我坚持着不要把门上的名牌取下，我需要具体，生动，活着的历史。我感觉到这门牌，这些围在墙壁上的旧书架和架上的书，甚至这屋内的空气，都动不得，在这一切活着的过去里，我看到了在几个月之后，在桌上可能有的那本Earthbound China的稿纸。动一动，一切可能都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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