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参加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的通知，我就开始想该怎么讲，花了很多时间。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在这个会上，怎么表达我的心情呢？想了很多，也确实有很多话可以讲讲。可是我来开会之前，我的女儿对我说：不要讲得太激动，不要讲得太多。我马上就到九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的人不宜太激动。可是今天这个场合，要不激动很不容易。我同潘先生的关系，很多人都知道。我同他接触之多，关系之深，大概除了他的女儿之外就轮到我了。从时间上看，我同潘先生的接触要比他有的女儿还要长一些。小三出生之前，我已经和潘先生有接触了。我们是在上海认识的，时间是1930年之前，早于我来北京上学的时间。后来，在清华大学，我和潘先生住得很近，是邻舍。到了民族学院，住得更近了。有一个时期，我们几乎是天天见面，一直在一起，可以说是生死与共，荣辱与共，联在一起，分不开了。这一段历史很长，我要是放开讲，可以讲上半天。

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要讲潘先生，关键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关键是要看到两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同潘先生的差距很清楚，我同下一代的差距也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做法不同，看法不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才能觉得过得去？不是人家说你过得去，而是自己觉得过得去。这一点，在两代知识分子之间差别很大。潘先生这一代和我这一代就差得很远。他是个好老师，我不是个好学生，没有学到他的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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