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有两篇文章都是三十年代写起，至今还没有写完。我1935年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后，才二十五岁，年华正茂，一股劲想搞社会调查。调查社会不那么容易，我想先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社区开始，所以到广西大瑶山去调查。进行到一半出了事，这第一篇《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文章没有做完。

1936年我回到家乡休养，家乡有个女子蚕业学校，校长很有远见。他从二十年代就搞科技下乡，把现代养蚕缫丝的科学技术送到乡下给农民。学生们到一家家农户去推广怎么改良养蚕，把中国的土法缫丝改成机器制丝。不但这样，他们又看到，把生产技术提高了，农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好处全被中间剥削搞走了。他们想到科学技术的提高应当使千家万户都富起来。这思想是很好的。为了消除中间剥削，他们教农民自己制丝。学校送了农民一台机器，办了一个小型丝厂。农民自己当老板，是个合作社，大概是在1933年成立的。从种桑树、养蚕、制丝到出售，成为“一条龙”。我的姊姊费达生就在吴江县开弦弓村做这件事。我去探望她，在村里住了一个月。我对周围发生的事觉得很有意义，问东问西，把材料记了下来。秋天我到英国去留学，就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书。这是第二篇文章的开始。

我从英国回来抗战已开始了。我到了昆明，后来闻一多先生遇难的事件发生了，我才离去。我在云南期间调查了几个农村，写了一本《禄村农田》。解放后，土地改革，合作社成立之后，1957年我才又到开弦弓村去了一次。

三十年代我提出八个字“人多地少，工农相辅”。这是说在我们家乡这个地区的农民，单靠农业富不起来，必须搞副业和工业，农工要相辅。男耕女织是传统的农村经济模式。我们家乡农业加上了蚕丝副业，农民生活比其他地方好，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是在“三座大山”高压下，天堂保不住了。尽管有远见之士想通过科技下乡使千家万户富起来，搞合作性质的集体工业，但杯水舆薪，无济于事，在抗战中这一点乌托邦式的小试点也被摧毁了。解放后，我们有条件做这些事了，可是没有做，而开始向单一经济发展，要农民单纯搞粮食，忽视了“工农相辅”的原则，把当时的副业几乎都搞掉了。因此我在1957年下去的时候看到农业发展了，农民没有富起来，手里没钱，人这么多，机械化进不去，农村经济问题长期不得解决。《重访江村》没有发表完，我被划成了右派。这第二篇《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文章没有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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