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册子是我自己向江苏人民出版社建议印行出版的，算是我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就是解放前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先生。1948年春天，我已结束昆明的七年抗战生活回到了北京，执教于清华。我当时想清理一下过去所写的一些旅行的游记和怀人的杂文，把它们合编成一册，题作《山水、人物》。编就，还自己抄写清楚，订成一小薄本，寄给安平，想让他编入《观察丛书》。

1948年正是个战火连天、风云变幻的年头。当安平收到我的稿本时，他已经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他在夹缝里支撑着《观察》的继续发行。这是个当时蒋管区广大知识分子赖以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定期刊物，风行一时，因而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不久，他带了我这本稿子匆匆地到清华胜因院来找我。他已无法在上海勾留，不得不避居到我的家里。他是个极端负责的编辑，即在这样紧张的日子里，还是要把无法出版的稿子，亲自送回作者。

这本稿子从此一直压在书架底下，被人遗忘了。尽管曾经被移动过不少次，总是无人顾问，它沉睡了快四十年。在这近四十年里，我先是“改造思想”，旧作当然不敢见人；接着是被打成右派，已出版的书都封存在图书馆的书库里，哪里还顾得到没有出版的稿子？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我是首当其冲，家里的书籍文稿，一抄再抄，荡然无存。我已死了心，认为此生不可能再见天日。旧稿的存亡，与我何关？

“文革”前，我在作为摘帽右派时，被派在中央民族学院二号楼二层的一间工作室时坐落。我的桌子靠门最近，旁边有个书架。书桌里放不下的东西，就按在书架上，堆满了几层。文革来得突然。我的行动一声勒令就失去自由。我也无须上班，被管制了。回想起来，自从1966年9月1日起，我就没有再去坐班的机会了。直到1972年春天，我从湖北沙洋干校回京，才重新坐到六年前的老位置上。出乎我意料的是这间房里的书桌和书架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除了厚厚地积上了一层尘灰。六年中怎能保持原状，至今对我是个谜。我也毋需追问，反正这把邪火没有燃着这个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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