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将庆祝建校90周年，要我写一篇《我和北大》的回忆录作为纪念。我下笔时，首先遇到了一个问题：什么时候算起可以说我是个北大的人。

我当学生时，在国内进过3个大学：东吴、燕京、清华，没有进过北大。我教书时进过5个大学：云南、西南联大、清华、中央民族学院，最后是北大。我接到北大的聘书最早是在1981年，我被任为北大社会学系兼任教授。1985年兼任二字才取消。这样算来，我和北大的关系还只有最近的7年。

但是还有个算法。由于北大曾在抗战时期和清华、南开合组成西南联大，和联大有关的人也可算和北大有关。我1938年到昆明，在云大任教，在联大兼课，1945年转到联大，在云大兼课。1946年离开昆明，1947年回到北平，在清华教课。我和联大有8年的关系，也可算到北大的账上。

解放后，1952年院系调整时，燕京大学并入北大，同时北大迁入燕京未名湖畔的旧校址。因此和燕京有过关系的人，把这个关系也转到北大，于是我成了北大的校友，因为我在燕京上过三年大学。

算笔统账，首、身、尾三段都可以说我是北大的人。如果我还能在北大工作两年，到80岁，首尾之间正好60年，一个花甲，正是我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60年，是我一生事业的主流。要写北大和我，也就离不开这个主流。

从头说起，我是1930年从东吴转学燕京的，到了燕京才开始学社会学。这时燕京社会学系的师生，主要是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提出了社会学要中国化。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意思就是主张中国的社会学应当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社会科学理论的来源是当时当地的社会实际，而且应当为当时当地社会发展服务。同时提出了要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实地调查，强调到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去做系统的观察，取得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总结，这样才能提高到理性认识，形成社会学理论。这个思路鼓舞了当时燕京社会学系里的一部分青年学生，自动地上山下乡去做社会调查，为中国的社会学开创了一个新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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