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每年都要回家乡去做农村调查。我家乡是在江苏太湖东岸的吴江县。每次离乡时，乡亲们总要我替他们办点事。比如，前年一位公社主任要我替他们想办法搞个车皮从山西运车煤来；去年一位社办纺织厂的厂长要我替他们想办法把积压的化纤织物推销到新疆或延边去。这些事我实在爱莫能助，但是我却总是喜欢他们向我提要求，能帮助他们办到的总得去办，即使办不到的，也可从这些要求里看出一些当时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苗头。治病要看脉。这些从实际工作里提出来的要求，可以说就是社会经济的一种脉搏。

去年冬天我离乡时，吴江松陵镇的镇长临别时拉住我，要我路过上海时想办法找个罐头食品公司和松陵镇挂钩，在镇上办一个凤尾菇罐头车间。我正按他的要求在替他想办法，同时却想到这个要求确表明了农村经济又跨进了新里程，值得说一说。

话得从1981年我去澳大利亚讲学时讲起。在访问悉尼大学时，我受到当地华人教授的热情接待。一次，在一家中国菜馆里同他们一起吃饭，有一道菜是炒鲜菇，味道特别美。在座一位教授听到我连声称好，就很高兴地告诉我：这是他试验培育成功的一种高产平菇。原种出自我国喜马拉雅山南麓，后来传到澳大利亚，经他在试验室培育，产量比普通平菇提高十倍。这个品种不仅高产，而且味美。我连忙接口说：这既然是我们中国的种，就应该让它回乡去。当我离澳前，这位教授果真送来了几支原种和有关试验经过的论文，作为他献给祖国的礼物。

我接受了这个委托，一到北京就把这几支原种送到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去，他们把原种保存了下来，但是没有推广到农村去的条件。为此，我就取出一部分托人带到家乡的公社里。从原种到可以播种生产的菌种中间，还有一个育种过程，家乡的农民不懂得怎么搞。他们把这支原种送到县里，在农业局里找到了一位干部，何元亨同志。他早年在农业大学毕业，现在已六十来岁了。经过他的一番努力，终于把菌种培育成功，而且因陋就简地在他的几间“实验室”里办起了个菌种场，供应附近农民，推广平菇生产。前年我去家乡访问时，已经在好几个公社推广开了，深受农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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