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五月间，我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访学一月，历经10城。飞机旅行似蜻蜓点水，短期中接触面颇广，拉手道乏，举杯祝酒的人数，每城以百计，数量冲淡了质量，思想交流少于礼仪交欢。即在专业座谈会上，话题方启，思路方通，散场之刻已到，如谓访学则难入堂奥，因此，这次访问实际上只起了个重建联系的作用。

我个人的特殊条件更使上述情况较为突出。一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美国是两门学科，一般是各自设系，井水河水各有其道。我却是个两栖类，两门学者都以同行相视，不宜轩轾，因而须兼顾双方，任务加倍，未免顾此失彼。二是少壮好写作，狂言拙作流传海外已有40年，同行后起者大多读过这些书，加上20年来有关我个人的谣传颇多，此次出访，多少有一点新闻人物的味道，要求一见之人为数较众，难免应接不暇。三是我三十多年来和国外学术界实已隔绝，最近几年虽然接触一些外文书刊，也没有时间精心阅读。接到访美任务后，佛脚都抱不及，仓促启行，心中无数。新名词、新概念时时令人抓瞎。四是旧时相识，多入鬼录；幸存者众多退休。现在这两门学科的主力几乎全是我同辈的学生。后辈之歌，曲调舛异，领会费神。五是两种文化、两种社会，在讲文化、讲社会的学科里要找一套能相互达意的语词原已匪易，而我又得借用本来没有学好，又是荒疏已久的英语作为交流工具，当然难上加难。

以上是这次赴美访问个人所处的不利条件。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想唯有找个我认为可靠的引路人当向导。他是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1930～1933年）的同班同室的老同学杨庆堃。他是美籍华人，从40年代起即在美国各大学里任社会学教授，现在匹兹堡大学任教，是该校六个荣誉教授之一，在美国社会学界有一定地位，认识的人多，堪当识途老马。由于美国大学教授退休年龄延到70以后，所以和我年岁相若的这位朋友还能在这门学科中活动（退休后就不同）。我在出发前就把我要了解美国社会近年来的变化及当前美国社会学的基本情况的问题提纲寄给了他。他为我向我所要访问的各大学里的同行熟人进行了联系（为此他打了一百多次长途电话），使一些学界同行能事先安排和我会晤的日程和根据我的要求进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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