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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时，刚刚登位一年多的年轻皇帝正在建康皇宫的金殿上，用有略带一点稚气的声音，坚定道：“南渡近五十年，我大宋偏安一隅，积弊以久，朕意以决，为了收复失地，中兴大宋，必须兴利除弊，推成出新。诸卿有什么格除弊政，富囯强兵，凡有利于大宋的好办法，都可以向朕上书，朕必然酌情考虑。”

此言一出，大殿上立刻响起了一片小声议论的声音，每一个大臣心中都不禁想到：‘兴利除弊，推成出新’皇帝莫非是要实施变法吗？

“变法”在大宋己以是一件十分忌讳的事件。因为在宋神宗的熙宁年间，曾经由王安石主持过一次长达十数年的变法，对大宋有着深远的影响。正是那一次变法，引了大宋后来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新旧两党之争，以至国力民心在新党旧党之间的争斗中不断耗尽。

尽管那一次变法的主导者王安石因为其出众的文才和毫无指责的个人德得操守，才免强保持住个人的淸名，然而参与那一次变法的其他大臣，如吕惠卿、曾布、韩绛、章惇等人，无一不被打上奸妄的名称，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而反对变法后司马光、范纯仁等人，却都是后世公认正直忠心的大臣。

而徽宗时期的权相蔡京也正是借变法之机上位，得以执掌朝政，擅权祸国，至使朝政败坏，使金囯有可趁之机，才有后来的靖康之乱，二帝北狩，朝廷南渡，损失半壁江山。

尽管这其中更多是徽宗皇帝个人的昏庸无能，用人不当以及一系列施政错误所至，与当年的变法并不多大关系。但对于朝廷来说，皇帝是不能有错，只能够把当年大宋败亡的一系列错误源头推给了那一次变法。以至于南渡之后的朝廷,大有谈变法而色变的地步。然而现在新皇帝竟似又要重开变法之途，许多大臣不禁忧心匆匆。不过几位执政大臣这时都还能够沉得住气，在心里揣摩皇帝的心恩，并没有抢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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