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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百亩的这个案子，不好办！”

在阮家原来的大殿内，南中军的几个高层人物，以守汉为首，围坐在一具火炉边，一边翻弄着刚刚从山区运来的红薯、玉米等作物，使这些作物能够受热均匀，一面讨论着黄百亩的状纸。

黄百亩的状子其实也很简单。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这是国人的通病，大凡在外面工作读书打拼的人，回到家乡总是要做出一番成功人士的状态，否则会被认为是“物离乡贵人离乡贱”最好样本。

何况，黄百亩等人是最早一批享受了守汉的各项优惠政策的人，几年的辛苦打拼经营下来，已经有了数百亩的水田，近千亩的山林，仓里放着几千石的稻谷，还有数百坛的菜油、荤油，梁上悬挂着几百斤腊肉干鱼，栏里拴的有牛，喂的有猪，身上穿的是细棉布，腰里也常有十几两银子在。

这样的光景，黄百亩便动了回乡修宗祠、续家谱的念头。

不料想，刚刚回到广东三水老家，麻烦就接踵而至。

从地保到三水县，各级算得上的，算不上的，入流不入流的官吏都纷至沓来，口号如出一辙，对于逃民要严惩不贷。

面对着衙役官吏们手里的铁链铁尺，黄百亩只得是祭起最不情愿，但却是最对症的一个法宝，塞钱。

地保来讨人情，塞了五两银子，一匹棉布。

县里的班头领着一群衙役来贺喜，每人二两白银，一身衣料，几位班头每人十两白银。

衙门里的几位老夫子师爷，各自送了二十两的润笔，恳请老夫子笔下超生。

典史、县丞二位大人，每人托老夫子代为敬上一百两的冰敬。

知县大老爷，则是送上了二百两银子的润笔，回报的便是大老爷大笔一挥，为黄氏宗祠题写了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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