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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进京告御状这种行为，在后世也有，不过名字略有变动，温和了很多，叫做上访。

但不管是告御状还是上访，总之这种事情，古往今来都是地方官最为深恶痛绝的现象，而做这种事的人，也毫不例外被地方官视之为刁民。

高务实前世对于上访群众其实也是颇为头疼的，但好在他当时并不负责接待上访群众这一块的业务，毕竟那个年代好歹有个信访办，又有所谓县长信箱之类的渠道，一般而言不会闹到他们县委去。

后来他到了镇上，由于盘口变小，他又勉强还算是个“有志向”的年轻干部，倒也没干出什么天怒人怨的坏事，所以他的群众工作仅限于调解了几次乡民之间的集体纠纷，并没有闹到群众上访那般严重。

因此，他对于上访这件事，还算看得开，至少会看一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再说，而不是二话不说先拿人——危机公关其实也是一个优秀秘书所要做的功课。

不过很显然，大明朝的官员们大概对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没有太多切身体会，更没有什么危机公关这种意识，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比较简单粗暴了。

这里要特别插一句：帅嘉谟的这个行为，放在别的地方可能比较惊世骇俗，但若是在徽州，其实还真不算十分特别。

因为徽州这个地方，民风剽悍。当然这个“剽悍”不是说他们跟戚家军最喜欢征兵的义乌一样，矿区较多，当地百姓动辄打架群殴，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认为打官司不论有理无理，总之都是丑事，而爱打官司的人，则会被当成“刁民”。而历来地方官考评，也总是以“涉讼事少”作为一地民风是否淳朴的重要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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