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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保这边继续召集东厂的大珰们同高务实玩大家来找茬，却不料事情出了些意外。

次日，以张居正执笔拟票、冯保按例批红的对刘奋庸、曹大埜处理决议下发之后，在京众臣就觉得大事不妙，因为该决议甚至称不上处罚，作为对倾陷辅臣的处理而言，力度实在太轻了些：刘奋庸外调兴国知州，曹大埜外调乾州判官。

为什么说轻呢？刘奋庸原本是尚宝卿，正五品官。这个尚宝卿虽然是京官，而且职责是为皇帝掌管宝玺、符牌和印章，算起来也叫天子近臣，但实际上这是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务，甚至经常恩荫给一些元老重臣的子弟。

而兴国州，是武昌府所属的一个州，其知州乃是从五品。从尚宝卿降调为兴国知州，论品级只是从正五品降到从五品，论实权……说不定还更足了。

而曹大埜呢？原本是正七品的户科给事中，按照皇帝的手诏，不仅是要降调外任，而且是要求“从重严处”的，结果他外调乾州通判，这是个从七品官——这叫“从重严处”？

要知道，通判虽然在一州之内，是排在知州和同知之下的“三把手”，但由于通判同时还有监督知州之责，所以很多时候连知州都要给通判几分薄面，这可不是个虚职闲差。

这个处理结果，通俗的讲，就是不给高拱面子。

朝中诸臣没有料错，这个处理果然激怒了高拱，并且这一次他连高务实的劝说都没听，当天晚上就再次写了一道疏文。

次日，癸丑，中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高拱再疏乞休，言：“大臣之道，上之以身报国，次之不敢以身辱国。今臣奏职无状，既不明报国，若再不明进退之节，而徒腼颜在位，是诚以身辱国，臣之罪愈大矣。天下后世其谓臣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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