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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八年，高务实以新科状元入翰林院，在一众大佬的挂名之下，实际主持纂修《大明会典》，其会典之中正有提到恩荫制度之处，并且根据嘉靖、隆庆两朝时内阁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查档案)，对过去不曾明确的“文臣荫武”问题作出了规定性说明：

“凡恩荫世袭，文、武大臣及总兵参游以下将领剿贼，如遇大敌，能运谋设伏，冲锋陷阵，建立奇功者，抚按分巡官覈实具奏，兵部题奉，钦依升职荫子，有世袭字样者俱准袭。”

此条首次明确了文臣恩荫武职的军功原则，并开列上报的审核程序。该法令不见于正德版《大明会典》中，系嘉靖朝以后渐成之例，在万历朝被确定(这是个史实)。

说完这些，就到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为什么文臣荫武的势头会止不住？

为什么皇帝不怀疑荫官武职的文臣之后？

第一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问题出在爵赏困难，不足以酬功之上。

明代异姓军功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相比中国传统的“五等爵”已属缺制。而自明代开国伊始，绝大多数勋爵即由武将受封，文臣得封爵者屈指可数。

嘉靖以后虽边事迭起，文臣督、抚多亲历疆场，但勋爵册封却又趋于停滞。

其实，朝廷视封爵为重典固然不错，但过度地吝惜爵赏，反而会使得大臣丧失为国效忠的进取心。

对此，很多人也提过意见、建议，比如陈子龙就提出恢复“五等爵”以振奋军心：

“今天下奋智亡身，趋功名，为天子去所恶，则莫若轻封爵矣……今天下之患，人轻上位而意无求进。圣王设所慕以系其心，以其事异而名重也。夫爵，权物也，滥则重之，以示有尊也；旷则轻之，以示能臻也……今莫若复子、爵为五等，而余悉去不置，明等危、汰冗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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