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在她的小说《预知死亡纪事》一开头这么写着：“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名性急的毛姓之人，数十年前写下此诗，随后他果然也如愿做下了朝夕间天地翻转之事。”

追逐伟大目标，从而弃绝常识牵绊、落入意识形态笼罩之中，对中国这块古老土地而言，还是上个世纪不到百年间的事，再之前长时以往并不是这样子——这关系着两个性急且意图伟大之人。朱天心笔下所说的这位毛姓之人，要在活着时如诗中言志的一人权倾天下，还要他统治的整个国家快快脱胎换骨，超英赶美，好亲眼看见遥遥走在举世人类最前头的动人景象；另一个则是此人奉为导师的人，他格局更大，自称找到了人类历史的决定性走向，急着驱赶整个世界、驱赶每一个人进入下一个更美好的历史阶段。两个伟大加一起，其结果就叫无所遁逃于天地，所有原本只求安心过日子的普通人也只能奉陪跟着伟大起来，六亿神州俱尧舜，阿城在他另一本书上说，满街走圣贤，这景象真越想越骇人。

当然，到二十世纪末事情有点逆转过来了，今天我们常感慨，之前五十年，是大陆搞政治，我们台湾搞经济；这眼前几年，则轮到我们搞政治，而大陆开始认真搞经济——我想，我们把此话代换成“轮到我们搞意识形态，大陆搞常识”，看来也完全是通的，也因此，阿城这本向着祖国同胞书写的《常识与通识》，于是就该轮我们来读了，而且非常值得一读。

在这些伟大来临之前，中国，相对来说，一直是意识形态较稀薄的国度。当然，意识形态之生有其人性理由，大概不可能完全根绝，但比方说两种大型意识形态之一的宗教，在中国就不发达不伟大于是也就不怎么死人，这里先就少掉了一个；另一个也属劲爆级的国族主义，则强度略略比宗教严重，但也还节制，基本上还受现实主义的管辖，不至于脱钩而去成为无限上纲的种族生死仇恨，也因此，今天我们重新描述这个老文明，会倾向于用迟缓停滞而不是伟大华丽，这是常识胜过意识形态的必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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