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俄国伟大小说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等，每个人都有而且都得有众多的身份，不光光是我们今天职业分工概念里的小说家一项而已；他们也都得做诸多的事，写诸多种类和意图的文字，而不仅仅只是小说一种而已——这是彼时俄罗斯祖国苦难的召唤和严酷要求，也是小说家自身的决志而行，外来的和内在的驱力两者都有。

在他们中间，屠格涅夫原来是比较“纯粹文学”的一位，也是最情非得已的一位。屠格涅夫是彼时俄国小说家中最欧化的一个，有一个相当纯粹的西欧灵魂不当窝居在一个老俄罗斯的躯体之中，他的小说“气质”，毋宁更接近当时已不再参与革命、并开始向袖手旁观的自然主义倾斜的法国小说，事实上，屠格涅夫日后大半辈子也就住在巴黎（表面上为了追逐一段近乎荒唐的爱情，但不只如此），交游的也是巴黎一干自然主义的小说家如左拉、莫泊桑等等。

如此的“错置”，是屠格涅夫终身痛苦纠缠的原因，问题是，他又真的是一个温和到绝对可称之为软弱的人，当他那异于常人的聪明、敏锐和纤细感受，撞上野蛮反智的强大力量时，他总选择屈服，宛如宿命。从他生下来就有、那位不止一次活活打死奴仆的沙皇似贵族母亲，到他生前就有的、古老专制的俄国沙皇体制，到最后俄国年轻一代崛起、预告了日后布尔什维克的民粹主流——在这每一种斗力不斗智的历史现场，屠格涅夫总不战而溃。逃避，遂成了他一生最体面的应对策略。

还好他是一位天生的小说家——半开玩笑来说，小说家在这方面有点像殡葬业者，基本上，他们都是在苦难中才方便找到工作机会的人（如此，我们就知道格雷厄姆·格林在他《喜剧演员》中最终让叙述者布朗流亡成为殡葬业者，是多么有趣而且自嘲的隐喻选择了），惟一不同的是，小说家得利的苦难还包括自己，他还可以收自己的尸，当他输掉人生全部时，只要一支笔还在，他还是有机会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战场讨回来，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都是如此，只是输法的狂暴优雅程度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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