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詹宏志，在一篇文章中记叙了英国的一代旅行家查尔斯·道谛首度单人深入阿拉伯沙漠的一段往事——道谛新认识的贝都因友人哲德带他骑骆驼来到一望无际的沙漠边缘，问他能否吃贝都因人食物，问他是否真的决心入此不毛之地，最后叹气说：“听我说，卡利伊，如今你将与我们同住此地，你的银钱每年可托朝圣队带来，我们会寻一个女子予你为妻；你若生下任何子嗣，当你要离开这里时，苍天为证，我会照顾他们并视他们一如己出。”

詹宏志的感想是：“他要面临的不是一段行程，而是一场生命的选择，此去尽荒漠，欲入莫回头。口气如此慎重，气氛也就悲凉起来。”

然而，这特殊吗？不可思议吗？在我们和侯孝贤相共的那个世代，我们送人到火车站不就这个光景这般嘱咐叮咛不是吗？你听说小学里哪位同班同学要举家搬迁到不知道远在何处的台北大城市时，心中不也浮现过这样此生别矣的悲凉和誓言吗？《风柜》里不是也都有这样离开澎湖、《恋恋》里不是有这样离开九份山区的戏吗？

此去尽荒漠，欲入莫回头，我们谁会知道才没多少年后会来来去去这么简单方便呢，台湾头到台湾尾也就四百公里而已。

的确，彼时的台湾是远比现在的大，并在我们极目之处延伸向无限，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后一个界线，通常画在火车站，越此一步，其意接近死亡，因此亲人邻居皆来送行，慎重一如送丧。

当然，从地理上看台湾的大小是恒定的，同比例尺的地图上，澎湖和高雄就隔那指甲大的蓝色海域；而联结着九份和台北的火车轨道，甚至还是吴念真西出阳关那一条没变过，因此，土地的无限大，或说土地由层层界线所形成的无限之感，其实是生于人和土地的特殊关系之中，而且流水般时时刻刻变动着，不恒定，不驻留，不成客观规则，而是情感的、伤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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