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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祐八年,此春的东京,最引人注目的有三件事。一是上元节的全城欢庆,当夜的烟火表演至今犹为东京士民津津乐道;二便是淮东-东京贪腐大案,此乃朝野动荡的大事,庙堂、民间都议论纷纷。
其三,则是即将展开的又一年科考。经过数年的制度建设,大汉的贡举取士,已经重入正轨,从地方道州考试,到东京省部选拔,都已成体系。
在此事上,内外文臣,都很用心建设,少有拖沓耽搁的。毕竟武臣猖獗多年了,而提倡科考、兴教、文化,是制约武臣的一个有效手段,至少在朝堂上。
大汉的科举时间,并未固定,都是根据形势来的。乾祐五年征淮归来,即开制举。乾祐六年同兴秋举,七年罢,到如今的八年春,又开常举。
刘承祐的想法很简单,为朝廷储备人才,接下来朝廷战略所向,乃是削平南方诸国,一统天下。届时,即便留用一些各国官员,人才的缺口,是可想而知地扩大,尤其是治政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是需要周期的。
是故,大汉取士选才的频率,才会这般高。当然,有得便有失,因为薅得太狠,实则这些年,取士的素质在下降。与开国前几年相比,差距则更加明显,像初年,就有王朴与王溥,后又有王著、李昉,如今都是国家大吏。
然而,即便如此,选士的力度,也没有放松。时值初汉年间,凡有一技之长者,都可培养、任用,容不得挑肥拣瘦。而对于那些才干、资质并不出众的人而言,也只有在国初这种天下未定的特殊时期,才有这种机会。
换到太平盛世,若没有惊世能力,拔萃才情,抑或深厚背景,想要出头,那可是千难万难。当然,就近年而言,国家所选士人,大多会作为中下层、僚属职吏来培养,起步不会高,至少比早年的那些人低很多,从刘承祐这儿,对他们的期望都不会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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