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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70年代末的最后一年的初夏，关中平原正勃发着一年四季里最迷人的景致，复苏的中国文学界亦如这自然界的景致一样撩拨着新老作家们的创造欲望。那时候，我去刚刚恢复不久的陕西作家协会参加一个什么会议，认识了吕震岳先生，直到今年春天我去他的灵堂前点燃一炷紫香，无论如何都抑制不住涌流的泪水了。

那次会议即将结束时，吕震岳来到我住的房子。“你是陈忠实吧？”问过我的名字又自报家门，“我是吕震岳，陕报文艺部的。”我便让座倒水，尤其是对一位年长于我的头发已显得稀疏的老编辑，因为头次见面，愈是礼仪敬重。他坐下后没有寒暄和客套，直接谈明来意，约我给陕报文艺版写篇小说：“你以前的几篇小说我看过，很不错，有柳青味儿。”我便应诺下来。他又叮嘱说：“一版顶多只能装下七千字，你不要超过这个数就行。”说罢就告辞了，干脆利索。

我那时候的心态刚刚调整过来。三年前的1976年春天，刚刚恢复的《人民文学》约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写作笔会，我写了一篇适应当时反“走资派”的小说在该刊物上发表了，引起较多反响。随着“***”的倒台和在一切领域里的拨乱反正，我在社会政治领域里的巨大欢欣与在写作上的受挫，形成剧烈的心理冲突，直到1978年的冬天，仍然陷入在真实的又不想被人原谅的羞愧之中。记得我当时正在灞河河堤的会战工程中领工，我和指挥部的同志住在河岸边土崖下的一座孤零零的瓦房里，生着大火炉睡着麦秸铺。正是在被春汛严逼压迫着的紧张的施工过程中，我先后读到了两篇记忆犹新的短篇小说，先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陕西青年作家莫伸的《窗口》，后是被后来公论作为新时期文艺复兴潮声的刘心武的《班主任》。莫伸比我年轻许多而刘心武和我同龄，然而都是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都是从刚刚解冻的文坛土壤里蹿出来的惹人眼目的新苗。我读着这些优美的小说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受挫，更深地陷入羞愧之中，便把全部激情都转移到我所指挥着的河堤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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