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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末尾，茅盾文学奖在京举行颁奖仪式后几日，我托白烨终于打问到了文学理论家陈涌的家居住址，两人便去拜望。

一个在通常的住宅区罕见的阔大的门。门口有军人站岗。白烨正要出示证件时，一个小女孩从里边出来引领我俩走进大门。她是陈涌家的保姆，陕西安康人，我的小乡党，真是巧了。走到内院中间，小女孩说伯伯自己也来了。矮矮胖胖的一位老人，淡淡地笑着，说他不放心进门时盘查的麻烦。一件深色的半旧的夹克服，乍看像一位闲淡的退休老工人。

这是老式结构的单元房，书房兼用会客，也就是一室住铺的小房子。早已过时的格式老旧的沙发，紫红油漆的木制茶几上全堆着书籍、报纸之类。我们三人便坐下聊天。陈涌说话很平和，他祖籍广东，语言中残留一缕乡音。我突然有一错觉，听他说着文学创作，犹如我许多年前在农村基层工作时听一位老农叙说农桑之事。

1997年酷暑时节，我在西安听到北京的朋友传话，陈涌认为《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性问题”，对我无疑是一股最抒怀的清风。直到10月下旬茅盾文学奖正式开评，陈涌把这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在会上正式坦陈出来。关于《白鹿原》存在“历史倾向性问题”，几年来我自信属于某种误读或误解，然而也没有超脱到不无困扰；我相信这种误读或误解终究会得到匡正释疑的，只是没有料到会在1997年内发生，况且是由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陈涌完成的。我虽然也久已心仪茅盾文学奖，然而这种误读的被释疑被匡正，才是我首先期待的最根本的结果。当这两个结果同时形成时，我对陈涌老人已不单是知遇，而是由衷地钦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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