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治学兴趣，着重点还是在法国文学上。因此，在牛津大学最后一年，钱氏夫妇就请友人为他俩在巴黎大学注了册。这样，他们便结伴来到巴黎。

他们大概是在女儿圆圆出生后的第一百天的时候，由牛津乘火车到伦敦，换车到多佛港口，上渡船过海，到法国加来港登陆，进入法国国境，然后乘火车到巴黎，住入朋友为他们在巴黎近郊租下的公寓。

在杨绛的记忆中，他们的圆圆穿了长过半身的婴儿服，已是个蛮漂亮的娃娃。一位伦敦上车的中年乘客把熟睡的圆圆细细端详了一番，用双关语恭维说，“a China baby”（一个中国娃娃），也可解作“a china baby”（一个瓷娃娃），因为中国娃娃肌理细腻，像瓷。这番话惹得杨绛颇为得意。

杨绛因钱钟书不会抱孩子，把应该手提的打字机之类都塞在大箱子里。他两手提两只小提箱，杨绛抱不动娃娃的时候可和他换换手。渡轮抵达法国加来，港口管理人员上船，看见她抱着个婴儿立在人群中，立即把她请出来，让她抱着阿圆优先下船。满船渡客排成长队，挨次下船。

杨绛第一个到海关，很悠闲地认出自己的一件件行李。钱钟书随后也到了。海关人员都争看他们的“中国娃娃”，行李一件也没查。他们表示对中国娃娃的友好，没打开一只箱子，笑嘻嘻地一一画上“通过”的记号。对此，杨绛顿生好感：觉得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关心并爱护婴儿和母亲。

巴黎大学的历史悠久，创办的时间比牛津大学还早一个世纪，但是它的学风却比牛津宽松自由。杨绛体会到了两所大学的不同风格，不敢也不愿稍加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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