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会开后不久,《人民日报》上报道了清华大学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控诉大会的消息,还点了杨绛的名,说什么:“×××先生上课专谈恋爱。”
杨绛自认为,幸亏自己不是名人,点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三十多年后回首往事,她说:
我的安慰是从此可以不再教课。可是下一学期我这门选修课没有取消,反增添了十多个学生。我刚经过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诚心诚意地作了检讨,决不能再消极退缩。我也认识到大运动里的个人是何等渺小。我总不能借这点委屈就掼纱帽呀!我难道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吗?只好自我辩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这场被称作“洗澡”的运动中,都像杨绛那样富有韧劲,夯实了与命运搏击的基础,他们的生命过早地凋落了。在杨绛记忆的荧屏里,便留下若干影子。
杨绛一九八八年撰写的《忆忆高崇熙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事例。高崇熙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兼任化工厂厂长。大家都承认他业务很好,可是却说他脾气不太好,落落难合。他的夫人高太太善交际,所以杨绛、钱钟书夫妇尽管不善于交际,也和高家有些来往。他们发现高崇熙脾气并不坏,和他很合得来。
一九五一年秋季的一个星期日,正是晴朗的好秋天,杨绛夫妇一时兴起,想出去走走。杨绛还记得高夫人送过鲜花来,还未去道谢。他们就步出南校门,穿过麦田,到化工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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