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学创作和翻译之外，杨绛这一时期还撰写了不少文学评论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并先后结集出版。她的论文集《春泥集》一九七九年十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共收论文六篇：《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重读〈堂吉诃德〉》、《萨克雷〈名利场〉》、《斐尔丁的小说理论》、《艺术与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偶记》、《李渔论戏剧结构》。出版于一九八六年的《关于小说》（三联书店版）则收录了杨绛新时期所写的六篇论文，它们是：《事实—故事—真实》、《旧书新解——读〈薛蕾丝蒂娜〉》、《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介绍〈小癞子〉》、《补“五点文”——介绍〈吉尔·布拉斯〉》、《砍余的“五点文”》。

这里，除第一篇是小说理论的研究外，其余都是对作品的评论。对于这些论文，杨绛自己有过解释：“关于小说，有许多深微的问题值得探索，更有无数具体的作品可供分析。可是我苦于对超越具体作品的理论了解不深，兴趣不浓，而分析西洋小说，最好挑选大家熟悉的作品作为事例。”（《自序》）

《事实—故事—真实》一文揭示的是从古今中外文学现象总结出来的创作规律。以小说为例，作为文学创作的小说，虽然是虚构的“故事”，可它依据“事实”，从而表达“真实”。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是由“事实”而加以想像构思写成“故事”表达出贴合人生真相的“真实”，如果套用公式的话，便是“事实—故事—真实”。因而，杨绛告诉人们：

尽管小说依据真人真事，经过作者头脑的孕育，就改变了原样。便像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披发仗剑的诸葛亮，不是历史上的诸葛亮。小说是创造，是虚构。但小说和其他艺术创造一样，总不脱离西方文艺理论所谓“模仿真实”。“真实”不指事实，而是所谓“贴合人生的真相”，就是说，作者按照自己心目中的人生真相——或一点一滴、东鳞西爪的真相来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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