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中译本中发行量最大的、由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引起争议，有的媒体干脆报道称：杨绛译《堂吉诃德》被当“反面教材”。

这年恰逢世界文学名著《堂吉诃德》问世四百周年。在中国，《堂吉诃德》的译本已有一二十种，其中一位译者董燕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畏前辈权威，敢把杨绛译文当反面教材”，董燕生说，“认为杨绛译本就是最好的版本完全是个误解”，“她太自信了，该查字典的地方没有去查字典”；他还批评杨绛译本中“胸上长毛”、“法拉欧内”、“阿西利亚”等译法，并指责杨绛译本比他的译本少了11万字，“可见她翻译时删掉了其中的部分章节”，最后他说：“我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被当“反面教材”，众译家据理驳斥译坛歪风》，2005年8月26日《文汇读书周报》。">董燕生此论一出，舆论哗然。

对于这一批评，资深出版人李景端甚感惊讶，因为杨绛将《堂吉诃德》中的一句成语译为“胸上长毛”在西班牙语界，有人称它为败笔，也有人称它为妙笔，对涉及翻译学不同诠释的学术问题，见仁见智，不能断然下结论。李景端曾电话向杨绛求证，但杨绛一听说这事就批评了李景端，说：“你怎么还像个毛头小伙子爱管闲事！对那种批评，我一点不生气，不想去理它，随他怎么说吧。”

经过“软磨”，杨绛才告诉李景端：“《文史通义》中讲到刘知几主张对文章要进行‘点烦’，要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翻译涉及两种文字的不同表述，更应该注意‘点烦’。《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我也译有八十多万字，后经我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比如书中许多诗歌，可以去查查，原诗是多少行，我少译了哪一行？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我‘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何况这一来我还少拿了十多万字的稿费呢。”对此，有一位资深翻译家认为，原作者塞万提斯讲话十分啰嗦，适当“点烦”，确实会使语意更加突出，情节更加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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