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法国，特权阶级早已无所作为。人民遭受封建领主和上层神职人员无节制的敲诈勒索，最终社会风暴发生了，而软弱仁慈的路易十六不能控制和主导局面。时隔一百七十五年之后，1789年三级会议首次被召开，旨在增加税收而不是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人民早先要求出台一部宪法，当意识到这次会议的意图后，巴黎愤怒的民众揭竿而起，于7月14日占领了巴士底狱；在乡村地区，农民洗劫并焚烧了封建领主的宅邸。随后几个月，迫于压力，新的国民会议投票废除了僧侣和贵族的所有特权。

时年秋天，民众进军凡尔赛宫，逮捕了国王并解押到巴黎，在新起草的空洞教条的宪法中，剥夺了他的所有实际权力。大陆的这些事件预示了即使有最改革的专制君主，社会秩序的根基也会被推翻。然而在英国——这里的人们一直为拥有自由而自豪，尽管许多人生活困苦，仍鄙视食不果腹的法国——这一正在进行的致命运动的早期阶段，却被视为他们自己的“1688年光荣革命”的某种对应。福克斯把攻陷巴士底狱赞誉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最好的事件。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与皮特难分高下的伯克，对于可能的无政府状态充满忧虑，他的预见是正确的。尽管过去为自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现在完全看不到这场灾变的原因。1790年，伯克的长篇小册子《反思法国大革命》问世，该书的出版被称为与巴士底狱的陷落同等重要的事件。他以雄辩的言辞，开创性地提出了极端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

17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它见证了《独立宣言》的发表、亚当·斯密《国富论》和边沁《政府片论》的出版，而吉本则发表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在这部传世之作及其后续章节中，吉本第一次建构了社会学说，他认为社会是一个生长和发展的有机体，历史不是一系列相互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条流动的长河，其中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可避免地、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伯克也完全具有这种历史观，认识到一个民族的生活和制度不可能陡然从过去分离开来。一句话，把“变革”（evolution）加上一个“r”（变为“革命”）的企图，对于有序和持久的进步是致命的。例如我们会注意到，反叛的北美洲殖民地最终凭一部为自身制定的宪法建构成一个国家，而宪法的成功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部宪法里的东西是人民以前在与英国的殖民关系中以及在他们的地方性宪章和宪法中所习惯的，只有一两个例外。英国自己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所做的一场建立全新秩序的尝试，以灾难和回到一种改造的旧形式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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