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萨特做了噩梦，海德格尔试着思考，

卡尔·雅斯贝尔斯很惊愕，

而胡塞尔呼唤英雄主义。

1929年时的德国，刚刚从战争和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危机中走出来，便又陷入了经济灾难，所以，海德格尔那场极富魅力的演说，进一步提升了他在德国的号召力。许多德国人感到，那个在战争末期以类似政变的方式接管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府背叛了他们。他们窃窃地议论着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指责他们密谋破坏民族大业。海德格尔似乎也有同样的疑虑，对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产生了一种幻灭和困惑感。

那几年造访过德国的人，都对这个国家的贫困程度，以及人民以投向极“左”和极右政党来应对的方式，感到震惊不已。1930年初，雷蒙·阿隆来到德国后，震惊很快就变成了疑问：欧洲怎么才能避免再次被拖入战争？两年之后，年轻的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周游德国时，在一家左翼新闻报纸上发回报道，记录了贫穷和失业如何在摧毁德国的社会结构。那些有工作的人，害怕失去工作，所以忧心忡忡。那些无力养家糊口的人，要么四处流浪，要么只能投靠亲戚，结果把家庭关系抻到了极限。灾祸可能会降临到任何人的头上：“你可以看到身着笔挺衣服、头戴圆顶礼帽的年长男人在地铁出口乞讨，或用嘶哑的嗓音在街头卖唱。”年纪大的备受折磨，而对过去一无所知的年轻人，连可以让他们逃避现实的美好回忆都没有。Letters to his Wife ，55（1918年10月17日）。

阿隆在德国：Aron，The Committed Observer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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