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既然黄袍加身，肯定发生了“变质”。然而，这种“变质”，为古往今来造反者所共想，如未实现，亦属“非不欲，是不能”。始皇游会稽，车队驶过，项羽躲在人丛里暗暗发狠：“彼可取而代也。”这句话，陈友谅、张士诚、李自成、洪秀全脑海肯定都浮现过。问题是怎么变，往哪儿变，以及变成什么样儿。史上不乏接近成功的造反者，最后不虎头蛇尾的却只有朱元璋。为什么？看看闯军打下北京后的表现，或洪秀全在天京皇宫里做了些什么，大概不难明白。以那些也想“变质”却不成功者为参照，我们发现，实际上朱元璋除了有所变，更有所不变。单论从造反者转为统治者，他可谓摇身一变。但换个角度，看看在两个身份中的表现，印象相反，朱元璋是他同类中变化最小、最少的一个。

野史有些故事，说他忌提旧事，一听“秃”、“光”、“贼”这样的字眼抑或哪怕是同音字，就不高兴，就杀人。然而，也有记载显示，他并不讳言贫寒出身和悲惨的少年经历。濠州祖陵竣工后，词臣奉撰《皇陵碑记》，朱元璋阅后很不满意，称“皆儒臣粉饰之文”，他揽镜自观，“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觉得以这种粉饰之文垂后，“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决心亲自提笔，“特述艰难”，如实记述自己的出身、家境和遭遇，“俾世代见之”——这就是洪武十一年的《御制皇陵碑》。

平常，他尤不吝于以其身世和人生体验训导诸皇子，使他们勿忘家本。做吴王时，一日，朱元璋率世子朱标祭祀山川，仪式结束，特地叫过朱标，指着身边将士们说：“人情，贵则必骄。”“今将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谙劳逸，他日不致骄惰。”圜丘告成，朱元璋带着朱标前去视察，归途中，专门命随从引导世子绕道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俟其归，则召而诲之：现在，你知道农民多么辛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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