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把朱棣归在暴君之列，而他一生作为，也确当得起这称号，所以我们并不打算收回这样的评价。

但其实这并不是他的真正特色；仅仅给他这样的评价，有点委屈他了，抑或把他过于简单化了。

暴君屡见不鲜，朱棣却只有一个。

一般暴君，自有一腔桀骜之气，唯我可负天下，为所欲为，把恶做到淋漓尽致；他们对于自己的暴虐从不掩饰，一览无余；固然令人切齿，却也不失直爽。这种暴君，包括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和北朝后赵的石虎之流。

按我们通常的经验，暴君不屑于讲仁义道德。而朱棣作为暴君，残暴虽不逊于同类，却具有其他暴君都没有的特点：满口仁义道德。这是他在古往今来暴君中岐嶷不凡之处，也是一种真正的明代特色。

明代已是帝制社会晚期。这概念，一面意味着趋于老迈和衰落，一面也意味着进入稳固和成熟，早期的野朴和中期的蓬勃都渐渐化于循规蹈矩的凝重。界限出现在宋代。宋及以后，倘将短暂插足而未肯融入中原文明的元代除外，则可看到这七八百年的历史，秦汉的霸气，魏晋的放荡，隋唐的开阔，俱往矣；代之而来的，是缜密和刻板。这也是二千年帝制中儒家伦理真正树立起权威的时候。其间，明代尤具承上启下之作用，它一面将宋儒所开辟的理学从元蒙之搁弃中恢复，一面加以发扬光大，结合到本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建设和世俗生活准则之中；后世称“宋明理学”，若单论创言立说和对学理的贡献，明不如宋，然而把“知”转化为“行”，实践地把理学原理深入融于体制和社会生活规范，明又超过了宋。正是明代所起的中间作用，才有按照儒家尺度最平稳运行的典范般的清代——它在制度上悉遵明制，却能够吸取明代的若干教训，从而在十九世纪之前，把儒家伦理的政治能量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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