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祸，这自永乐以来与明王朝共生共长的毒瘤，到魏忠贤，终于发展到极致，亦就此划上句号。不过，对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读明史读到后来，人们可能都有一种厌倦与麻木。因为实在太多，如过江之鲫，连绵不断、层出不穷，以致失去兴趣。我在提笔叙述魏忠贤故事前，就突然生出无聊之感，从王振想到汪直，从汪直想到刘瑾，从刘瑾想到魏忠贤，二百年间，到处活跃着此辈的身影，专权、怙宠、浊政、殃民，无所不为，以至偶尔不见此辈动静，反倒诧异，会单独地特别指出（例如嘉靖朝）。所以，在司空见惯的意义上，阉祸在明代确实缺乏新意，从内容到形式颇相雷同，本质不变，无非为害或大或小而已，慢慢会让人提不起兴致。

但天崇年间的政治、历史，不说魏忠贤不行。一方面不说不行，一方面阉祸大同小异又让人心生倦意，怎么办？只好落笔之前，先去思索和寻找有“魏式特色”的东西。通盘想了一下，觉得“魏式特色”表现于两点：一是登峰造极，一是造就了“阉党”。尤其第二点，是十足和独一无二的“魏氏特色”，《明史》为“阉党”辟出单独一卷（第三百零六卷）、在《列传》中拿出单独一个单元（列传第一百九十四），完全由于魏忠贤——《阉党传》除了开头拿正德年间几个人凑数外（其实不足称“党”），入传者，全部是魏氏集团成员。

一阉而可以致党，这才是魏忠贤的历史价值与分量之所在，也是这次“阉祸”不得不说之处。没有“阉党”，魏忠贤不过是一个很可恶然而也很普通的丑类，有了“阉党”，魏忠贤顿时提高了档次，一下子超越王振、汪直、刘瑾，把“阉祸”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阉党”的产生，可谓明朝晚期政治的焦点，是精神、道德、风气彻底败坏的标志。也就是说，“阉党”虽因魏氏而起，但所反映的问题，远为广泛、深刻，表明明朝的肌体整体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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