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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庸调制在大唐建国之初被称为善政,是因为每户每年只要交纳粟二石为租,绢二丈绵三两为调,服役二十rì为庸。然而,这是以每丁在成丁之rì起授田百亩这样的均田制为基础的,却与财产多寡无关。随着均田制的败坏,百姓成丁时几乎无田可授,而租庸调却依旧收取,更雪上加霜的是,在租庸调之外收取的尚有地税和户税,而逃役者则是借着纳资课免役的机会,大肆舞弊,以至于天下逃户渐多。

但各州县的官吏为了避免逃户rì多而受责,往往隐瞒不报,而照旧以从前的数额征收租庸调和户税地税,把逃人的份额均摊到其余丁口身上,以至于不断逼迫更多的人出逃,最终形成了恶xìng循环。这也是宇文融提出的括田括户,深得天子之心的最大原因。

所以,成都四大家并不是真的反感客户,他们全都是在成都四境拥田上万亩的豪强,大量客户人口的涌入,给他们带来了更多低廉的佃户,数不尽的佣工,反而那些随着上任官员迁过来的衣冠户方才是他们真正提防jǐng惕的对象。此外,就是那些所营田地已经有了相当规模,而且所值不菲引得他们觊觎的客户。

于是,在数rì前和其他三家家主联袂拜见过了杜士仪,出来却yujian了杨蛞和鲜于仲通两人后,李天络立时授意家中人,将一道状纸送去了成都县廨,却是状告本县新登籍客户彭海、孙年、周甲等十三家,占去了自家山地八百亩。

状纸到了县廨,县丞于陵则有心看笑话,立时装病不出。而同样进士出身的县尉王铭亦是耿耿于怀被宇文融那般折辱,借着崴了脚躲清静,而主簿桂无咎和县尉武志明就算真想避开这难题,却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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