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各民族在这些规章制度运作下，渐渐融入罗马这一称号和罗马人民之中。但无论哪个行省，每个家庭里都有人处于悲惨境地，他们背负社会重担，却无法分享福利。在自由城邦时代，家奴受尽专制暴虐的苦楚。帝国在初期用烧杀掠夺的手段打天下，奴隶大多来自蛮族战俘，由于可以从战争中获得成千上万的奴隶，所以价格便宜。这些人已过惯自由自在的生活，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桎梏寻求报复。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奴隶叛变事件，使共和国濒临毁灭边缘。为对付内在敌人，只有设立严苛法条，运用残酷手段，为求自保，一切做法都被视为公平合理。但当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主要国家都统合在一个主权的法律体系之下，从外国获得奴隶的来源日益稀少，罗马人只有换一种温和的手段和冗长的方式，即用繁殖来维持需要。很多家庭鼓励奴隶婚配生子，特别是有田产的大户更是如此。情感的作用、教育的陶冶及财富的获得，都可减轻被奴役的痛苦，奴隶能否幸福视主人的性情和处境而定，等奴隶成为更有价值的财产后，主人必定会对其更加仁慈，不是基于畏惧心理，而是关切到自身利益。皇帝的德行和政策使这种处理方式加速进行，哈德良和安东尼都曾颁布诏书，将法律保护的范围延伸到奴隶。裁定奴隶的生死虽有规定，却长期被非法滥用，要将这种权力保持在官吏手里，私人不得任意干预，废止设立地底监牢。奴隶若受到无法忍受的严苛待遇，可向特设法庭申诉。被冤枉的奴隶会得到释放，或是换一个较不残暴的主子。

希望是人们处于不幸时最大的慰藉，对奴隶而言也不例外。他们尽量使自己发挥长处，获得主人喜爱，勤勉而忠诚地工作几年后，很自然地就会期盼主人给予无价奖赏——得到释放成为自由之身。主人会生出仁慈之心，说不好听是因为虚荣和贪婪之故。但官方认为此过度的宽厚义举，不应鼓励，且要用法律来抑制，以免滥用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古老法条明确规定，奴隶是无国籍的人，但得到自由后，由于他的恩主是政治体制的一分子，所以他才获得允许参与其间的活动。这些法规到后来被当作特权，滥用在罗马城那些卑劣而杂乱的群众身上。因此官方又设定了新规定：只有提出正当理由，报请官员批准，经合法手续，正式释放的奴隶，才能追随恩主加入政治体系。即使这些经过筛选的奴隶获得了自由，也仅仅是拥有一般生活意义上的公民权，他们被很严格地排除在行政和军事的职责以外。不管他们的儿子有多大的功绩和财富，这些自由人还是不够资格在元老院占上一席之位，甚至等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以后，这种奴隶的出身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清洗干净。要是不能摧毁阶级的区隔，自由和荣誉对他们而言，仍是遥不可及的远景。那些自负而抱着偏见的公民，仍蔑视他们不是人类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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