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罗马帝王不良的癖好造成了很多罪行和惨剧，但能发现他们偶尔的善举也是一桩乐事。君士坦丁在位第六年到奥顿巡视时，慷慨地豁免所积欠的贡金，同时根据臣民的确实数量按比例所核定的丁口数，也从2.5万人减少到1.8万人。然而从君王对人民所施的恩惠来看，毫无疑问可以证明当时社会的惨状，税赋的本身和征收的方式都是难以忍受的重负，强征暴敛的结果是陷民众于绝望之境。奥顿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田园无人耕种，很多省民不是远走高飞就是投身为盗，不愿负担沉重的社会责任。这位爱民如子的君王采取的慷慨行动，不过是针对行政法规所制定的各项要求，稍为纾解一下过于严厉的条文而已，这些规定因需要而设，也让人没有选择的余地。要是不提处死马克西米安这件事，君士坦丁在高卢的统治，是他一生中施政最为仁慈宽厚的时期。蛮族忌惮他积极果敢的作为，行省的安全得到保障，免于入侵之苦。有一次在与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战役中，赢得重大胜利，他下令将俘虏的王侯丢到特里夫的竞技场去喂野兽，民众看到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对待蛮族头目不禁大乐，历史上倒是很少发现像这样违反人道和败坏法律的行为。

君士坦丁的善举在马克森提乌斯恶行的衬托下，更显得极为突出。高卢的行省就那个时代的条件尚能享受幸福的生活，同时代的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却只能在可鄙又可恨的暴君统治下呻吟不已。有些人热衷于谀媚奉承，经常把失败者贬得一文不值，将全部光荣归于获胜的对手。但那些喜欢揭发君士坦丁隐私和过失的作家，也一致认为马克森提乌斯为人残酷、贪婪而放荡。他在阿非利加镇压微不足道的叛乱获得大量钱财，总督和少数追随者被定罪，整个行省因他们的罪行而遭受苦难，人烟繁盛的城市像是锡尔塔和迦太基，以及其他面积广大的丰饶乡土，都受到刀兵和战火的摧毁。滥杀无辜的胜利伴随着肆意而为的法律和审判，阿谀者和告发人像一支无敌大军开进阿非利加。富贵之家很容易被安上谋叛的罪名，即使有人能蒙受皇帝的宽大发落，最轻的惩罚也是没收财产。为了炫耀这场伟大的胜利，就用壮观的凯旋式来加以庆祝，马克森提乌斯把一个罗马行省的战利品和俘虏，展现到民众眼前。首都的状况和阿非利加一样值得同情，罗马的财富像填无底洞那样供应挥霍无度的开支。他的税务大臣完全是运用抢劫的手法，在他统治期间，首先以“乐捐”的名目向元老院的议员敛财，胃口愈来愈大，使用的借口也愈来愈多，像是作战胜利、婚丧喜庆，甚至皇室荣典，都按照比例要臣民加倍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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