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立法者运用智慧制定严格的规定，限制教士敛财和贪婪的行为，主要是渊源于瓦伦提尼安的先例（370 A.D.）。他颁给罗马主教达马苏斯的诏书在城市的教堂公开宣读，警戒传教士和僧侣不得前往寡妇和处女的家屋，并提出警告，要是违犯就送交民庭法官给予谴责。神职人员不得从慷慨的“属灵女儿”的手里接受任何礼物、遗物和继承产业，凡是遗嘱违背诏书，一律不具有法定效力，非法的赠予会被没收送缴国库。后续的规定有类似的条款，将修女和主教包括在内，所有教会阶层的人员均不得收受任何遗赠物品，严格限定自然与合法的继承权利。瓦伦提尼安像监护人一样掌管家庭的幸福和慈爱，用严厉的方法来遏阻正在成长的恶行。在帝国的首都，贵族和富豪人家的妇女分到极为丰盛的自主家财，其中有很多信奉基督教的教义。她们对教义不仅保持冷静的心灵，而且怀抱着极为热切之情，对基督教教义的信奉甚至一度成为流行的风尚。她们舍弃服饰和奢华所带来的愉悦，为了赞誉贞节牺牲婚姻生活的闺房之乐。有些传教士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打着主意去指导她们羞怯的天性，使空虚的芳心有所寄托。于是她们很快给予他们无限的信任，这种信任通常会为骗子和神棍所趁机滥用。这些人来自东部的边陲之地，在华丽的剧院享受僧侣生涯才能得到的特权。他们无视世俗礼法，逐渐习得吸引异性的长处，就有年轻美貌的妇女投怀送抱，并享受着富埒王侯的生活，像元老家庭那样受到奴隶、自由奴和部从的服侍。

罗马贵妇万贯家财因任意的施舍和昂贵的朝圣耗用殆尽，手腕高明的僧侣在“属灵女儿”的遗嘱上名列首位，或者成为唯一的“受益人”。他们打着伪善的面孔，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慈善事业的工具，也是救济贫民的大管事。这是有利可图而又极不光彩的行当，有些教士甚至使用手法欺骗合法的继承人，那些手段就是在迷信流行的时代也会激起人们的气愤。两位最有名望的拉丁神父诚挚地承认，瓦伦提尼安的诏书虽令人感到羞辱但确有必要。基督教教士应失去这种特权所带来的好处，让演员、赛车手和崇拜偶像的神棍仍旧享用。但立法者的智慧和权势，对付既得利益者无所不用其极的伎俩，倒是很少能占到上风。杰罗姆和安布罗斯对无效而有益的法律，很有耐心抱着默许的态度。要是神职人员受到制止不能追求个人的报酬，就会尽心尽力增加教会的财富，获得更大的声誉。他们存在于内心的贪念会因目标的改变而受到尊重，升华成为虔诚的行为或爱国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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